在豆瓣上我有一位朋友，她是同性恋，读过很多书，也解答过我的很多困惑。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姐姐。有一回，机缘巧合，我在一位师兄面前提到，我有位同性恋朋友，她读过好多书。颇带几分骄傲，就像是追星小孩子说，你看你看，我有陈奕迅的签名。我的师兄五官顿时团成一团，仿佛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身体后仰，从牙缝里说，你怎么还认识这种人？
我顿时觉得生命坚硬无比，发现自己其实还在扎扎实实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要知道，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类学分类方式，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
出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充分舒展的质朴信念，尊重同性恋对我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在我看来，一口锅都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更何况是人？
但是我觉得，广大同性恋婚姻支持者们至少应该冷静听取一下很多尊重同性恋但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人士的意见。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远非逻辑矛盾这么简单。
在美国这么开化（相比我们而已）的国家里，尚且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同性恋婚姻，民间普遍还存在对同性恋的极端仇视，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对同性恋更加宽容和友好？在这么不友好的社会文化之中，一旦激进地允许同性恋婚姻，敌视同性恋的势力难道就会老老实实沉寂下去，无动于衷？你和你的爱侣身份公开之后，在工作中不会受到无端的歧视？如果你们将来领养了小孩，在这样不健康的社会心态中，他能够健康成长？
如果静止地看待婚姻制度，显然会有很多困惑，为什么一定会是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一妻多夫或者一夫多妻？如果我们仅仅从遵从个人自由意志的角度或者人类生理构造的角度出发，显然无法解释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对弱势女性的保护，婚姻制度与各种社会文化、社会习俗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结果。我不相信在同性恋远远没有得到社会认同的今天，一个飞跃性的允许同性恋婚姻的法律会大大改善这一切。同性恋婚姻，显然也需要比目前民意更为深厚的历史积淀。
允许同性恋婚姻显然是一项政策、法规，合理而有效的政策法规永远不能领导民意，只能顺从民意，理想的政策法规应该在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际轻巧地扭转历史的走向，而不是冲在最前面强令民众急行军跟上。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自己的幸福，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可以自由而免遭歧视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我可以投票选择是否在目前同意同性恋婚姻，我会投弃权票。我无法说服自己目前同性恋婚姻利大于弊，我无法说服自己目前同性恋婚姻不会让同性恋夫妻免受社会的伤害，那么我就不能让我自己的投票成为可能导致这一潜在威胁的工具。
我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将来某一天，同性恋婚姻就像现在黑人当总统一样丝毫不值一提。但是目前，相比形而上的婚姻制度，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改变这个冷漠而隔膜的世界。
我读西游、水浒的时候年纪太小，只知道对着牛人流口水，看打架精彩纷呈，体会不到文字的肌理，以及小说中慢火烘培出的那股子人情冷暖。像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也得年纪大了读金瓶梅才懂得其中的水磨工夫。
西游记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唐三藏刚刚收了孙悟空，投宿人家，主人被孙悟空相貌吓到，唐三藏极萌地安慰说：“丑是丑，可管用哩。”
我翻到此处，很是气结。但凡我是唐僧，有着等牛逼徒弟，为师我恨不得一蹦三尺高，拍着徒弟的肩膀说，“牛逼啊徒弟，走，师傅请你吃烤串去！”唐和尚一句“管用”，仿佛孙猴子只是个物件，这等师傅，让人沮丧得很。唐和尚从小没爹没妈，又是在和尚庙那种地方长大，其人性情可想而知。刻薄寡恩那是一定的。内心十有八九有个大洞，孙猴子再怎么诚心相待，他也混不在意。孙猴子为他杀了个把人，他把责任全推到徒弟身上，念起紧箍咒丝毫不手软。他满心想的是取经，心中哪有徒儿们半点位置。
恐怕会有人跳出来抬杠，孙猴子一个劳改犯，有机会修成正果，老板没让他端屎端尿便是恩典，还有什么资格要待遇？我也只好苦笑，无言以对。
王小波在小说还是杂文里面提到他的哥哥，说文革结束，满目疮痍，他哥哥青春荒废，五十多岁却开始奋进，一板一眼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他非常困惑，说，又没人管你，也没有多余的钱拿，何必这么辛苦？他哥哥正色说，上头就没把我们当回事，我们不能不把自己当回事，要是我们自己再自暴自弃，这个国家就真的完蛋了。
我这样的人恐怕是成不了大事，心肠柔软，没有那种杀伐决断的气质。对那些叱咤风云的成功人士，我等自然也无从置喙。然而，在我看来，把自己当人看，把别人也当人看，这多多少少算得上是个小小的成功。
1、《经济观察·书评增刊》原来真的是一本给稿费的杂志啊，2011第6期。
2、第一次厚着脸皮投稿；
3、发现李海鹏同学也在书评增刊发表文章，顿时感觉自己形象伟光正了很多。
～～～～～～～～～～～～～～～～～～～～～～～～～～～～～～～～～～～～～～～～～～～～～～～～～～～～～～～～～～～～～～～～～～～～～～～～～～～～～～～～～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经济学门外汉而言，20世纪经济学的前几把交椅，自凯恩斯、弗里德曼、米塞斯、萨缪尔森以降，加尔布雷斯恐怕也排不进前十。但是凭借自己一只妙笔和广阔的交游，加尔布雷斯声望丝毫不落人后。他的《1929年大崩盘》，流畅清晰，诙谐幽默，据说至今仍是无数价值投资者在股市寒冬之际借以取暖的读物。他在政界也如鱼得水，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在肯尼迪政府期间，还去印度当过大使。这样精彩的人生，传记又怎么会不精彩呢？
然而，这本书的真正优秀之处却不仅仅在于对加尔布雷斯传奇一生的描绘。作者理查德·帕克本人就是哈佛的一位经济学家，他以加尔布雷斯一生为线索，细细历数了经济学主流思潮的历次转变，让读者置身历史背景之中，对当时此情此景感同身受，亲身触及历史的肌理，而不是高高在上坐在书桌之中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Amazon上有匿名的加尔布雷斯学生指出，本传记的最大缺憾就是作者将加尔布雷斯描绘得过于光彩照人了，而辩论对手丝毫不值一提。其实我们不难想象论敌们对加尔布雷斯和他的经济学理论如何诟病。比如：
很多笃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指出，政府干预对大萧条毫无益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经济危机。那么请看，“···但1933年的现实是，一半以上的农场抵押人违约，大量的农民徘徊在公开叛乱的边缘，成千上万的农场被遗弃，成千上万亩的农作物被犁倒，数以百万计的牲畜被宰杀。全国各地的农村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甚至饥荒。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一个例子为证。一名法官在审判一个农场赎回案时，被500名愤怒的暴民给拖下审判席，有人在附近的电线杆上绑了个套索，还给他头上套了个轮轱，让他做临终祈祷。只是到最后一刻，一些头脑冷静的人才救了他一命。”（P30）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是不是应该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呢？也许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甚至多少有些副作用，但是人们需要信念，人们需要相信未来光明，人们需要相信他们似乎有所动作。智力超群的经济学家存在分歧的并不是“世界到底怎么啦”，而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夫妻在他们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讨论“为什么经济学家观点各异”（P293）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甚至也没能达成一致，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公正无私的公民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有着各不相同的预测（这种分歧是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而加以消除的）”，一言概之，米尔顿·弗里德曼相信，就像爱因斯坦的时空观是牛顿时空观的扩充和完善一样，只要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经济学家的观点将会趋同。而罗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我看来更接近真实，那就是“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只能用战斗来加以解决的根本分歧”。而他们的自传中提到的一段轶事恰恰可以作为罗斯·弗里德曼看法的注脚，他们的一位朋友在一次会议上发现，几乎所有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都赞同弗里德曼关于最低工资弊大于利的看法，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公开支持弗里德曼的观点，因为这似乎是政治不正确的，似乎是“反动”而“铁石心肠”的。
解答“世界是什么”的经济学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客观问题，与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观察实验，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律，没有任何主观活动的空间，就像1+1=2，牛顿力学定律一般明了简洁。而“我们应该怎么办”则涉及我们的价值观，这就远非一个客观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穆斯林不吃猪肉就是他们对“怎么办”的回答，但这远远不像F=ma般普世。
理查德·帕克还写到“···，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模型都代表着经济学家们努力的一次飞跃，他们试图超越纯理论，对现实的经济行为进行解释，由此也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严重缺陷。”（P33）“经济学需要一种在理论与政策间持续不断的往复运动，并以现实世界的政治支撑这些政策。”（P51）
在原始社会，人们对于世界知之甚少，猎人出门打猎、打仗之前，要遵循一系列令我们现代人哈哈大笑的巫术，然后才能信心满满地冲上沙场。倘若真的有位上帝，他知晓这个宇宙运行的终极方程，看到人类煞有介事地推行一系列什么“最低工资法”、“男女同工同酬法”，说不定他笑得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他会像弗里德曼们一样指出，最低工资法大面积地伤害了非熟练工的利益，而男女同工同酬对女性极其不利。他会摇摇头说，这么多年你们还是没有进步，这是巫术，而不是科学。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了，这么多年来，人类的确没有多少进步，我们需要各种有效或无效的举措来让自己确信有所作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又怎么推演出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确是经济学发展上的一次重要进步，尤其对于经济政策而言，它们就像是经济学药丸的糖衣，努力使纯粹的经济理论不再那么生硬那么涩口。
我们今天的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不自由最受管制的市场，而在市场的另一个角落，其不受约束不受制衡的情况令所有文明社会瞠目结舌。而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我们缺乏像从加拿大农村来到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所经历的漫长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一瞬间，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在中国都找到了自己理论典型的例子和攻击的榜样，小小一个火车票在春节期间价格涨落问题都有八仙过海几十种观点。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浓缩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心智是否足够成熟？我们真的可以照搬一个学派的（比如奥地利学派）经济观点贯穿我们经济发展的始终么？我相信，这本书，《加尔布雷斯传》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答案。
“最近我的电脑上发生了灵异事件。”友人坐在我对面，抱着一杯可乐，咬着吸管，晃着双腿，眉飞色舞地说，“你知道的，我的电脑上有个文件夹用来收集美女帅哥照片，放了些什么张国荣、安吉里娜·茱莉、梦露这些稀世尤物的照片，你也知道我对美人要求是很高的。昨天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自己的照片也被拖进去了。这事绝不可能是别人做的，平常没人碰我电脑，但我自己也没做啊。这肯定就是纪晓岚说的，此菩萨意也！！”
“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看着快餐店玻璃上雨水慢慢滑落，我想起一些往事。“你最近有没有在你的电脑面前说你想买新电脑之类的话？你知道吧，其实家电都会偷听主人说话，不过他们性格各不相同，有些谄媚，有些暴躁。你的电脑肯定是听见你说要买新电脑才刻意逢迎你的。对了，你的电脑是什么牌子的?”
“谁说的，我的电脑是文艺青年小清新，他是尊重事实好吧。”友人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
“我有个朋友曾经有一个电饭锅，”看着友人自信满满的样子，我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陈年旧事告诉她。“就是很老式的那种机械电饭锅，没有电脑面板的那种。我的朋友是个碎碎念，老是在这个电饭锅面前唠叨说想换一个新式的，可以定时的那种，熬粥什么的方便一些。那个电饭锅听说以后压力很大，每次都努力把米饭焖得很好吃。不管是水放多还是放少，焖出的米饭总是很筋道。这就很难得的，我们这些整天做饭的人也很难保证这一点，对吧。所以我朋友也就一直没买新的。”
“其他家电觉得主人一抱怨就努力焖米饭实在太没出息。但是那个电饭锅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他是一口温柔的好脾气电饭锅。总觉得努力焖好米饭是一口电饭锅的职责。实在犯不着因为别人嘟囔两句就斤斤计较。”
“后来出了点状况，温柔的好脾气电饭锅爱上他们家的电磁炉，其他电器都劝他，门不当户不对，一个机械电饭锅，非要和电磁炉搞到一块干什么？但是你知道，越是平时老老实实过活的锅，一旦觉醒了，发现什么生命的意义什么之类的东西，马上就变得无比倔犟，几头牛也拉不回来。他不听，结果人家电磁炉压根看不上他，嫌他非常没出息。他就觉得很沮丧，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明明努力工作为什么会被心爱的电磁炉瞧不起了，他就一个劲的琢磨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整天魂不守舍，意乱情迷，再也不认真焖米饭了，焖糊了好几次。”
“朋友当然很不高兴了，觉得电饭锅实在太老了，得换了。他这么随口一嘟囔，电饭锅再也忍不住了，终于爆发了。那场面别提有多吓人了。盖子一开一合就去咬我的朋友，你知道，他是那种老式机械电饭锅，力气大得不得了，冰箱、洗衣机都拉不住。谁能想到一个整天爱笑温柔的好脾气电饭锅一旦爆发会有这么可怕。”
“最后那场面就别提多惨了，后来法医去现场都受不了，房东把房子彻底重新装修了都租不出去。邻居们一直在议论，说整个小区的上空都漂浮着一个电饭锅的灵魂。”
友人脸色煞白，呆在对面。
“我没结婚的时候，经常去他那里，和他一起焖米饭吃。唉，后来再也没吃过那么焖得那么恰到好处的米饭。”
貌似我这种无名之辈，胆敢写下这样一个供大师们朝花夕拾、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题目，是要被天打五雷轰顶、曝尸荒郊野外的。不过又读了一遍《大方》编译的那个村上春树三天两夜长访谈，感触很深，于是冒着生命危险聊聊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同学生在关西，从小便是读书郎，家长和书店约定，他可以自己去书店赊账挑书。学习成绩一般，大学上了早稻田。记得他后来写随笔说自己成绩不好，大学上得马马虎虎，有读者暴走，说早稻田那么好的大学怎么能说随随便便考上的？村上不得不又写了一篇文章澄清，说当年早稻田只是一般云云。
村上在大学里的生活想来不甚如意，看看他最写实的两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和《国界以南，太阳以西》就知道了。他自己也说过，参加过学运，打过架，在学校那种地方上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于是结婚，老婆是正宗东京人，从村上春树的随笔来看，爬高上低，没心没肺，毫无疑问就是《挪威的森林》里面绿子的原型。求婚的时候，老丈人丝毫没有刁难，就是让他对老婆好便是。小两口随后借钱开了家爵士乐酒吧，名叫彼得猫。一面上着学，一面开着店。酒吧工作繁重，生活委实不易。好在学校有些老师颇为照顾，光顾一下酒吧，考试便高抬贵手。后来他在普林斯顿教学生们如何切完堆积如山的洋葱而不流泪，独门秘笈就是——在流眼泪之前切完它们。
终于混到二十七八九岁，大学毕业。他的随笔提到，面试过两家单位，一天班都没上过。开着酒吧，收入不错。有天下午，喝着啤酒，倚在棒球场的台阶上观看比赛，一记本垒打，脑海中电光火石，决定写小说。于是，每日深夜，忙完酒吧生意便爬在厨房的餐桌旁，用铅笔在纸上一笔一笔地勾画，于是，便有了《且听风吟》，于是，便有了这后来的一切···
村上春树小说中名气最大的当然是《挪威的森林》，这本书让村上春树变成畅销书作家。但是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游离于村上春树所有作品体系之外，与“寻羊三部曲”、《舞、舞、舞》、《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奇鸟形状录》、《海边卡夫卡》、《1Q84》等重要长篇没什么血脉联系，倒是和一个短长篇或者说中篇《国界以南，太阳以西》很像，据说这本书在村上迷中也是毁誉参半。因此，村上迷其实也可以分为“挪威迷”和“除挪威以外”的村上迷。倒不是说有什么高下之分，就是彼此毫不相似，没什么关系。
在小说之外，村上春树的游记、随笔也很讨人喜欢，清新质朴，饶有趣味，不在E·B·怀特之下。当然也有林少华翻译的功劳。江湖上对林少华的译笔非议颇多，我现在重读也觉得有点过于拿捏，村上应该有点卡佛、钱德勒范，遣词稍微克制，小说应该更加隽永。但是随笔、游记到非常适合林少华略显浮夸的译法，太过平淡就没意思了。
还有一点貌似没人提过，我觉得村上春树小说里面的配角极其出彩，一个个都像是诺兰电影里的迈克·凯恩，从容不迫，冷静克制，十分迷人。
现在回头看，村上春树这种人绝不能说是横空出世，他的成功背后是扎扎实实的付出。
他虽然学习成绩不是太好，但是一直坚持读书，从英文原著到各种社会、历史著作，高中之前世界经典名著基本过了一遍，倒是没怎么读过日本作家，他笔下提到最多的日本作家就是夏目漱石，这点从《海边的卡夫卡》到这个长访谈中可见一斑。世界史一本接一本地读，当年对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迷得不得了。阅读量大，阅读面宽，阅读质量高，有这样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大容量高品质的读书做底子，内功雄浑。
虽然三十岁之前没写过小说，甚至没动过写小说的念头，但是一直坚持做翻译，看过“挪威”的人当然知道村上最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系统地翻译和重译过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是日本第一个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人，那年出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名就是征求卡佛老婆的许可，改了卡佛的旧作名称《当我们谈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这家伙的书名总是很奇怪。）作为译者他还采访过雷蒙德·钱德勒，据说这哥们好像深居简出不喜欢被人采访，但是每天坚持跑步，于是村上春树就和他围着中央公园跑了半个小时，算是采访完毕。在这个长访谈中，有一段村上以译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对几位牛人的臧否，见地了得，值得一读。
翻译这个工作，不偏不倚地说，是个体力活，薄名薄利，遇上个把神道人，译者就得掉层皮。就像李文俊翻译《喧哗与躁动》、《押沙龙》，我读中文都觉得要了亲命。但是遇上和自己相性相生的，绝对养人，不光是外文，本国语言功力涨得非常可观。在琢磨如何用本国语言表现这帮外国牛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对语言的把握便上升了一个台阶。而且也是学习别人文体、结构、叙事技巧的一个非常好的过程。村上春树最早写《且听风吟》的时候因为很久没动笔了，甚至没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句子，他就先用英文写，自己再翻译成日语，靠着这样开局，才慢慢找到节奏。可见翻译工作对村上春树的写作帮助有多大。在这个长访谈里他自己也说，现在的工作节奏是每天写十页长篇小说，大概五至七个小时，剩下时间做作翻译，算是休闲。
对他写作帮助最大的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开店和后来的长跑了。他说开店这个东西，是一份工作，不能因为你想开业就开业，不想开业就不开业，遇上讨厌的客人也得笑脸相迎。写作也是一样，绝不能坐等灵感到来，写作就是一份工作，每天努力去做。雷蒙德·钱德勒甚至说，即便一整天没东西可写，不写也罢，也得在书桌前坐一个小时。期间不能看书，不能玩填字游戏。只能静静地待着，想什么都行。只要静静地待着。这层意思，包括毛姆在内很多牛人也都有过类似的表述。村上春树在把酒吧歇业，全力写作时，就怕自己松松垮垮，丧失斗志，于是每天坚持长跑。并把这种人生态度用在写作中。他说写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工作节奏，每天写个十页，不多不少，能多写也不多写，写不出也得努力写满十页，回头再一遍一遍细细修改。于是年过六十，依然高产。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年少成名的作家，但是像村上春树这样三十成名，悠闲自若写到六十多还能保证高质量的作家并非多数。真是令人敬佩。
我天资驽钝，后知后觉，对文学的启蒙是在高中，从茨威格开始，可想而知，难免有些苦逼。后来就是王小波，上了大学，全面接触村上春树。要是认真算下来，作家里面，除了金庸高阳（那是他们字数多），读的最多的就是村上春树了。再往后开花散枝，就再也没有那个作家像村上春树这么大面积反复阅读了。所以，可以说，在我身边寥寥几个活人之外，村上春树是这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我在他的文章中找到了归属，让那个格格不入的孩子有一个心灵上的家，有一群虚构的志同道合的好友。我在他的影响上爱上了做饭，跟他一样年近三十还没毕业，现在又开始跑步、做翻译。这些都完全不是我在高中坐在楼道里翻开那本《挪威的森林》的时候可以预料到的。
以后，我还会读到更多的书，会见识更多人类顶尖的智慧，但是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用和我如出一辙的寂寞陪伴我度过寂寞的青春期，在我这坨混凝土慢慢凝固僵硬的过程中，他就是那个站在一旁目光游移，喃喃自语，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但是不离不弃的人。
一直以来，我的英语、语文并不好，“不好”恐怕还是比较谦虚的说法，客观一点应该说是一塌糊涂。数学、物理之流还算不错，所以一直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凭借数学、物理，上则利国利民，下则混口饭吃。当然了，那也是年少轻狂，不知宇宙之浩瀚，牛逼之广博，小时候考考高分，哪里算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这一年多来阴错阳差，数学、物理无人赏识，做些商业翻译，算是靠着英语、语文糊口度日，才慢慢明白当年语言死活学不明白并不是自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只不过就是反应迟钝，后知后觉罢了。也只有稍微进步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浅薄。就像任我行所说，苦练二十年，说不定能让他鄙视一下。
渐渐地，一个想法像种子一样在我心中扎根下来——我想翻译一本书。不为什么，不求出版，有没有人看都没有关系，自己躲在角落里，慢慢翻译完。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这本书就是一个世界。
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像野火一样蔓延，只要想想就无比满足，仿佛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做完之后，就算宇宙毁灭，我也有一份小小的译稿放在那里。
我的英语还是一如既往的差，老婆笑话我说，离开google和有道就得上吊。汉语也不容乐观，平时说话也主要靠名词堆砌，还处于野蛮人刚刚开发出语言的初级阶段。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
习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总是人之常情，安全无比，顺水顺风。但是我伟大妈妈同志曾经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做饭。她还说：“我五十多岁了，有什么问题你指出了我都会改，你还年轻，更加可以改变。”
所以，我要去健身。所以，我要翻译一本书。
今天看到一篇译文，非常喜欢，推荐一下。顺便把这几篇文章一并推荐，算是美文赏析吧。
这位译者孙仲旭翻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林双语版，可惜我在回哈尔滨的时候行李超重，只好把那本留在海南，而我手头怀特的这本《重游缅湖》又是另一位译者的作品，所以暂时还没有读过孙先生翻译的书。但是他在博客上贴的这几位大家的散文，我非常喜欢，已经下了购书单，准备近期采购。
近来尤其喜欢怀特，文章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散漫而坚韧。读着不禁琢磨，这样的文字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以我狭隘的眼界，还真没见过有谁是这么写中文的，最接近的应该是豆瓣红人风行水上吧。
据说许多江湖成名人物年轻时都有傻逼的举动，比如连岳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本《中国可以说不》到处送人。那本书刚出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智识难免有些懵懂，以为王小波和张抗抗是同一个人。当然，认为他俩是一个人并不能说明我当年的幼稚，因为直到今天我还固执的以为蔡依林、萧亚轩、林俊杰是同一个人，张学友和陈奕迅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两副面孔，老是把钱包、手机叫做遥控，这样生活固然不便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
当年那个攒了一塑料袋硬币去买《中国可以说不》的杀气腾腾的小屁孩肯定无法理解，他以后喜欢的是E·B·怀特这种调调。舒缓到迟钝，稍微没精打采，多多少少有点答非所问的老年痴呆范，但是温柔，坚定，让你可以触摸文字的血肉。
真是美妙的文字。
很久没更新了，发篇旧文。铅笔社专题征文，鼓励奖。文章粗浅，不值一晒，五百块钱，喜出望外。我又看了看当初声明，好像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
******************************************************************************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谈及蚕丝工业化对农村家庭关系的影响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家的儿媳妇婚后没过多长时间便离开了丈夫，进城打工，期间与工厂一位工人同居生活，后来因此被工厂开除，经济困窘便回到了婆家，考虑到她可以在村里的丝厂工作，为家庭带来一份收入，婆家接纳了她，待她一如既往。
我可以想象这个例子能够为“市场恶化道德论”者提供多么好的弹药，“噢，天呐，离开丈夫！和别人同居！”“噢，天呐，为了钱，婆家居然又接纳了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结局并不算太糟，这个媳妇有机会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虽然最后梦想破灭，没有在城市挣到大钱，同居的情人也分手了），回到家没有被恐怖地沉塘点天灯，也没有被婆家当作一件物品一样休掉或者另嫁他人，这多少是件好事。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道德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个媳妇的命运可想而知，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婆家对她的看法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很难想象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乃至我们今天的社会，始终贯穿着同样的道德规范。许多古时候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比如说三妻四妾、人身买卖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今天这个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废除了奴隶制度的社会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第二、由于道德观基于价值观，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真理般的道德标准。卫士道们看到通奸、艳照门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但是像我这样的温和的人却宁愿这个道德上有点瑕疵的媳妇不要被石头砸死，我和卫士道之间恐怕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体系。
那么，这时结论就应该很明显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会让一个没什么标准而又不断变化的东西变得更糟糕了？
有人会说，且慢，你刚才说的妇女地位、对同性恋的态度这些只是符合道德或者被道德所默许的社会行为规范，而非道德本身。我们所说的道德应该是比如说诚实、正直、善良这种人类美好的品质。我们对社会行为规范的演变心知肚明，我们关心的是“自由市场”是否会让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正直、善良抑或是反之。
我并不认为这二者有什么显著的差异，诚实、正直、善良这类抽象的品质如果不凝结成为人类的行为，谁又能知道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社会行为规范不正是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反应么？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在写下废止奴隶制的判词时用了大意这样的话：我们无需法律明令禁止便可知道奴隶制的罪大恶极。从奴隶贸易的大肆盛行到废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道德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么？
好吧，我可以后退一步，承认社会行为规范与人们的认知有关。古代社会人像我们今天这么诚实、正直、勇敢、善良，他们只不过不把女人黑人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自然人。（这个让步怎么让人觉得所谓人类的“善良”是那么得靠不住呢？）即使从静态的相对狭隘的道德定义出发，自由市场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在我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条。
第一、市场经济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而道德的存在极其依附于人们物质环境。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压力。对于这一点，很多对全球化、对市场经济口诛笔伐的发达国家新左派们由于远离物质匮乏的时间太长，恐怕已经忘记了。在古代日本某些山区，老年人一旦年过六十就会被儿孙们背上荒山等死。因为他们的生活太穷，物质太过于匮乏，年过六十的老人就是一张和儿孙们争饭吃的嘴。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中记录了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岛，由于岛太小，物质太匮乏，养活的人口极其有限，岛上的居民必须采取极端的人口控制措施，包括杀婴、集体自杀。我相信作为个体的人，古代日本人、太平洋小岛上的居民和我们现代人在诚实、正直、善良这些品质上不会有特别显著的区别，把老爹老娘背到山上饿死、几个人坐着小独木舟就跳了太平洋显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如果生存的压力不是那么巨大的话，他们可以做出轻松的选择。
虽然上述情况实在极端，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实在不算罕见。就在并不遥远的五十年前，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还发生过易子相食的惨剧，就在并不遥远的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个国家十几亿人还被关在市场之外，挣扎在贫困线上，过着极其赤贫的生活。能够让十几亿人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物质更加富足，就是我所能想象最道德的事情。
虽然人类永远会面对各种道德危机，但是我相信，一个整天探讨是否允许安乐死的社会、一个被是否允许少女堕胎搞得焦头烂额的社会，要比一个讨论究竟是饿死五十九岁的老爷爷还是六十岁的老爷爷的社会、一个因为极度营养不良导致妇女无法怀孕的社会，多多少少应该有点道德优越感。
第二、自由市场的出现是对人前所未有的解放。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人不再被牢牢地束缚住，以往单一的、一成不变的价值体系被瓦解，多元化的社会最终形成，自由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出现了。人得以自由地舒展自身性格，个人的价值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实现。经济地位的独立使得妇女地位大大提高，美国、欧洲的妇女在八九十年前获得了投票权。而在中国，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女人不再被当作父亲、丈夫的附庸或者财产，她们终于以自由人的身份登上了社会的舞台。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国家还普遍存在人身买卖，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丫鬟、家仆这类人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可谈，自由市场的出现彻底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
少数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现象，在自由市场体制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除了在古希腊以及其他极少数社会和历史时期，同性恋都是极其受到社会主流文化排斥的。时至今日，虽然同性恋的社会地位依然不够乐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宽容度已经大大改善。
只要我们记性稍微不那么差，我们就应该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表面上道德高尚一团和气众生平等，但是那种极其粘滞的人际关系对人性是多大的扼杀。如果生在那个时代，我现在可能正是盘算复杂的办公室法则、领导的喜好，甚至在考虑需不需要给售货员送点礼以获得我所需要的紧俏商品，而不是思考我更为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终究是社会中的人的发展，让人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个性得到最大限度的舒张。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唤醒了以往社会中被遗忘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个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应该是一个更加道德的社会制度？
那么自由市场是否会引发某种程度的道德危机？
的确如此，在从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没有及时跟上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显得十分突出。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例子：
某小村庄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基本的生活物资都能自给自足，粮食自己种，吃肉找张屠夫，打铁有王铁匠，针头线脑、理发剃头有卖货郎、理发匠时不时进村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这恐怕是这个世界上离市场最远的村子了，张屠夫知道李家买肉是媳妇生了孩子给媳妇补补身子，王铁匠也知道牛家买钉子是为了建房子。保证他们之间交易诚信的不是市场规范在起作用，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完完全全被绑在了一起，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他们必须诚信得像一家瑞士银行，否则无法在村中立足。人们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好了，现在王铁匠建了钉子厂，张屠夫开了肉联厂，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远销外地。这时候他们还能够像本地生产一样保证质量么？他们看到的是滚滚而来的金钱，扭转出去的是大把大把的钉子、火腿肠，脱离了李家媳妇、牛家房子这样现实而具体的约束，他们对责任的认识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呢？
经济行为学者丹·艾瑞里在他的《怪诞行为学》中用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证明，在面对抽象而不是具体的行为规范时，人们更容易作弊以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当作弊的收益是筹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比获得金钱时更加倾向作弊，虽然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他们只需走到隔壁的教室就能把筹码换成金钱。
在小村庄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后，如果质量监督部门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果法律的执行存在很大的漏洞，如果消费者无法基于浩繁的食品安全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指望承担有限责任的张屠夫、王铁匠还像以前为村里人制造商品一样保证产品质量就无异痴人说梦。
这就是市场导致道德危机最常见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市场是诱发人性贪婪的因素。
明清笔记里面经常提到的关于社会丑恶现象的一句俗语就是“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那个时代，人员流动性差，出门在外的主要是进京赶考的读书人和一些商人。他们背井离乡，势单力孤，被他们所不得不倚仗的车夫、船夫、店家、脚夫杀生（“牙”指经纪人，他们主要杀熟客），非常吃亏。文人们心有怨气，于是在笔记中对他们荼毒不已。我相信即使在今天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经常出门的人对于这些地头蛇们也是感同身受心有余悸。
你看，在那个农业社会，封闭的农村，熟人之间一片祥和宁静，人人和睦相处，而面对自己不抱有什么社会责任的生客时，大家咬牙切齿千方百计挣钱的劲头丝毫不下今天的华尔街。
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道德究竟应该是什么？
我才疏学浅，实在无法为道德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过道德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这么看：
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是人性，道德只不过是人性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折射，我们或贪婪、或诚实、或善良，无非是在某种社会条件下采取一种对我们自身最为有利的理性策略。那种认为人先天具有高尚道德而无需任何引导约束，便可以用道德改善这个世界的想法是极其可怕的，正是出于这种理念，我们的二十世纪充满哀伤。我们不得不低下头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人类是有缺陷的。与其对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大发感慨，不如在市场的盲点构筑起坚固的堤坝，用制度引导人性，从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行为规范。
曾经亲闻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哈尔滨么，冬天也不冷，夏天也不热，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了。”众人瞠目结舌。
众所周知，界定我国公众人物幽默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往往分不清他们口中所说的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幻，他们的态度是赞许还是嘲讽。他们的名言总是在真实和荒谬之间徘徊，让我等无所适从。
平心而论，哈尔滨的气候并没有那么可怕。冬天降雪不断，丝毫不像大部分北方城市那般干旱；夏天热的时间比较短，通风处凉爽宜人，并不难过。真正让人无法忍受的并不是冬季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而是由于供暖弥漫在全城的烟尘。冬季从飞机上往下看，只见白雪皑皑的一马平川上凭空堆起一座雾都。
在连续几场雨之后，哈尔滨终于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几天。空气中的粉尘一扫而光，天空恢复了蔚蓝的本色，洗过一样的云朵低低地飘着，蹲在天上俯视我等众生，微风徐徐不冷不热。各种花花草草也抓紧时间纷纷绽放，到处飘着丁香的味道。
我们习惯早起逛逛早市。清晨出门，空气凉爽清洁，小巷从主干道斜斜伸出，两侧的楼宇低低矮矮，有些年头。路上并没有什么车，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然而几步之后，熙熙攘攘的早市便从街道两侧生生挤了出来。
此起彼伏的叫卖不绝于耳，小贩和善地与老主顾打着招呼，极尽所能上蹿下跳地赌咒货物的质量。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那种东北人特有的略带夸张和过火的爽朗和乐观。
我一直认为菜市场是一种足以让所有的心理医师失业的治愈神器。我曾经临近年关的时候在人流中摩肩接踵蹒跚在广州街头花市，也曾经大年三十坐着三块钱十几公里的小巴穿过三亚小镇，满大街都是置办年货白热化的人们，妇女们杂耍一般在三轮车上抱着各种年货，桌子、柜子、小孩子，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在人群中游刃有余穿梭自如。自闭也好，抑郁也罢，看到这番生龙活虎怎么好意思缩回脑袋整天琢磨自己那些破事？
我们并非哈尔滨土著，大部分哈尔滨建筑与我们没有什么前世今生的纠葛，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在我们地图上被命名为“爱东楼”（I don’t know）。以前觉得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央大街西侧的小巷子们，安静祥和出尘脱俗，只需一个小巧的转弯便卷入热闹的人世。在有了自己的住处之后，我们喜欢上了家附近的这条小巷，同样将热火朝天的生命气息和丁香的幽静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的生活得以倾注其中，与中央大街旁边的巷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到半个月的功夫，哈尔滨最美好的季节便已过去，开始闷热起来。我们也只能期望秋天的到来能够再现这样的时光。
恰逢高考，想起去年看到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的一个孩子的范文。
芝加哥大学那年命题大意是这样的：假设将来有一天，人类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很多原子精确copy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有原子位置分毫不差，记忆什么的肯定保存完整，copy的产品和原始目标没有任何不同。这种技术被用于空间旅行，就好比我们在电脑上传输文件一样，信息流过来，在自己的电脑上比特重组，有了个一摸一样的word文档。有一天你在火星上把自己传回地球，不过机器出现故障，你在火星上的真身没有被销毁，也就是说，一不小心用了ctrl+c而不是ctrl+x，地球、火星同时出现两个你。哪一个才是真的你？或者你该怎么办？或者别的什么问题。原始题目就这么挺长，大意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米国孩子写得很好，讨论灵魂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来自何方，去往何处。言之有物，发人深省，可惜他写的什么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这半年多来，我没事也在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个题目something wrong，但是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来换个问题，众所周知，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是我们汉族强盛不衰的象征，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先或者南岛人（也姑且大差不差算是中国人吧）首先将猪驯化成为家畜。除了部分同学由于宗教或者其他原因不吃猪肉，大部分人吃起猪肉来心安理得，想起红烧肉垂涎三尺。真没听说有什么人开着车就上了高速，满路打滚拼死拦下运猪车，抱着猪一个劲狂亲，誓死捍卫猪权。对于这样一种动物，我们除了感恩之外，似乎没什么心理障碍，没有过多的情感纠。
突然有一天，你认识了这么头猪，你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威伯，他身世悲惨，生下来差点被他妈妈一屁股压死，遇到贵人才捡了命一条。他胸无大志，认识个把同好，有只名叫夏洛的蜘蛛闺蜜。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经历过悲喜人生。你对此一清二楚，了若指掌。
那么请问，你会吃这么一头叫做威伯的猪么？你会津津乐道威伯的前腿细腻还是后腿肉多么？
为什么我们认识了一头叫做威伯的猪以后，对猪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终于知道了，猪这个称呼已经无法涵盖那种我们熟悉的生物，他们每个个体都是如此不同，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喜好，而不是我们眼中一坨坨会行走的红烧肉。
人体大约是由10的十几次方个原子组成，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一个比如说叫做“威伯”的人体内原子组成、原子的电子云分布、自旋的方向等等等等这包罗万象所有的信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叫做威伯的人呢？恐怕威伯这个名字已经变得像宇宙一样笼统。这时候你再对着这些忙得晕头转向的原子们大喊一声，“现在有两个威伯了！你必须回答你到底是谁？”我大概可以想象出这些原子的表情，就像你站在中央一台振臂高呼，“同志们！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出现了我们地球的copy，我们必须做出回应，who am I？”地球人民或者原子们恐怕会集体扭过头来怔怔地看你一秒钟，然后再回头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生活当中。当然了，个别脾气不太好的同学可能会在心里冲你竖个中指。
如果这么一天真的到来，我们能够准确掌握人体每一个原子的信息，我相信，人这个概念将因为太过笼统缺乏界定而不复存在。那个时候究竟有谁会去关心人的灵魂这种傻问题？
还好，曾经有人告诉我，人的交际圈其实也就四百人。再多我们也记住不了。由此可见，我们要想和10的十几次方的原子点头哈腰一一寒暄的可能性小之又小。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毫无愧疚地大啖猪肉，把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贴上标签党同伐异统统干掉，我们人类这几千年不就这么过来的么？这种生活真是惬意无比。
